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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方日记为何引发舆论激烈交锋?

来源:衢州新闻网 2020-05-18 11:00

  作者:月泉吟客

  据《光明日报》2020年4月22日报道,第一部支援湖北医生日记:《查医生援鄂日记》出版,这让我想起了已经热议多时的方方日记。至今,我没有在手机里读到过这部已经正式出版的日记,但我读过方方的60篇日记和她答学人问、答财经记者问的网文,也阅读了褒方者们(主要是方粉)和贬方者们激烈交锋的大量网文,还看了方方的“关于”系列自辩文章(1至9),一直在思考:方方日记为啥引起舆论场的激烈交锋?窃以为大致有以下三大原因:

  一、方方日记引发的舆论交锋与随意性的日记体的事实报道这种定位有关

  以前我对作家方方了解很少,她的小说一本也没有看过,引起我注意的是一个关于武汉疫情的网帖,就是她在第二篇日记(1月26日)中的一段话:“武汉官方前期对疫情的轻慢和封城前后官员们的手足无措,造成了百姓巨大的惶恐,给所有武汉人带来伤害,这些我会在文章中细写。但现在我想说的是,湖北官员的表现其实是中国官员平均水平的表现。并不是他们比其他官员更差,而是他们的运气更差。官员们历来按文件做事,一旦没有文件,他们就六神无主。这次事件如在同一时间落在别的省里,那些官员的表现,不会比湖北的更好。官场逆淘汰的恶果、空讲政治正确而不实事求是的恶果、不让人讲真话不准媒体报导真相的恶果,我们都会一一品尝到。武汉抢前争先,只不过先吃了一个大的而已。”

  当时感觉到这个方方敢于点评省级官员,还是比较敢讲真话的。武汉疫情大家都在关注,但我们这样的浙江衢州人,湖北的报纸看不到,湖北的新媒体没有兴趣去搜寻,央视的新闻报道又不解渴,在期待传递疫情的新渠道中,在手机的微信时里看到了非常个性化的反映疫情的方方日记,并且读了以后感觉弥补了主流媒体的不足,能够看到主流媒体不便或不敢报道的内容。

  何谓日记?每天所遇到的和所做的事情的记录,有的兼记对这些事情的思考、感受,尤指个人每天所见所闻所做所思的记录。可以说,日记是一种个人叙事,记什么?没有一定之规,其形式也灵活多变。是生前公开还是身后公开,由社会环境及各种机缘决定。古今中外,写日记的人很多,种类也很多,但从传播的角度看,无非是三类:第一类是生前秘不示人、身后才由他人公开的,可谓“抽屉日记”,例,鲁迅日记、竺可桢日记、安妮日记、拉贝日记等;第二类是生前选择性地公开一部分的,例,郁达夫日记、胡适日记,蒋介石日记、谭其骧日记等。第三类是即时公开的,例,在微博上写的公开日记,还有报纸上常见的“两会”日记,原人民日报总编辑范敬宜也写过这类日记,当天写成次日见报,方方的武汉封城日记属于第三类,当夜在微博上写成,关注者即时可看,后来是次日凌晨在指定的自媒体上发布。方方日记引发的舆论交锋实在是一种耐人寻味的传播现象,具体的交锋点很多,我认为,最基本的交锋点是如何看待“随意性的日记体的事实报道(导)”,其它的点都是从这个点生发出来的。

  随意性的日记体的事实报道可以说是方方日记的根本特征,也是方方日记的基本定位。方方在答财经记者问时说 :“我最初记录时,根本就没有想过出版的事。因为这就是在微博上随手写的,连草稿都没有打,因为我的定位就是记录,所以非常随意。那时看的人也不多,自己的平台,自己随便写写而已。”她在与学人对话时称是为以后写“封城记”积累点素材。她在第一天日记(1月25)中说:“刚才《收获》程永新给我信息,说不妨写写‘封城记’。闻此始觉,如果我的微博还能继续发出文字的话,我还应该继续下去。也好让大家知道武汉真实的近况。”她在第三天(1月27日)日记中说:“继续谢谢大家对武汉和武汉人民的关心关注。我很乐意继续实事报导。”她在第五天(1月29日)日记中说:“顺便说一下,前天我的一条微博被屏蔽了。它活着的时间比我想象得长。意想不到被很多人转发。因为我喜欢直接在微博这个小框框里写。所以写时会很随意(喜欢的就是这种随意感!),想到什么写什么。校对不仔细,错漏字也多(惭愧,有点对不起武大中文系),还望包涵。”她在2月28日的日记中说:“我每天记录一点事情,并在同时加入一点想法和情绪,我觉得很有意思。这是一份纯粹的个人记录,以日记体的方式。它本来就不可能宏大叙事,也不可能记下抗疫中所有的人事,更不可能用文青们热衷的语言。它就是随心所欲式的,把我自己内心的喜怒哀乐写下来而已。不是新闻,更不是小说。”她在3月23日的日记中说:“有一点我还是想说,这是我在疫情中的一份个人记录,属于纯粹的个人记忆。而最初时,我甚至不觉得这是‘日记’。因为‘日记’二字,不是我提出的。只是后来,这份记录,变成了一日一记,别人说它是‘日记’,我也就没有表示异议。它的最初的动机,是为了完成约稿,以方便写文章而作的记录。无意间,走成了这样,这才真叫是忘了初心。”确实,正如她自已所说,方方日记是急就章,随意性强,并且还是事实报道。随意性体现在日常琐碎的生活记录方面无伤大雅,体现在事实的选择上、体现在公开批评上却易导致不准确或方向上的偏差,容易引起读者的误解或反感甚至厌恶。因此,公众有理由用“事实报道”的那套标准来要求方方日记,尽管方方声明这不是新闻,不是小说,自已也不是记者,但她实际上扮演了记者和新闻评论员的角色。例如,她在2月13日的日记中写道:“……而更让我心碎的,是我的医生朋友传来一张图片。这让前些天的悲怆感,再度狠狠袭来。照片上,是殡葬馆扔得满地的无主手机,而他们的主人全已化为灰烬。不说了。”这段话成了贬方者们拎出来反复鞭打的内容,大家知道,医院中的病危者手机早就被收走保管了,怎么可能在火化之机才扔出手机?这是常识,但在非常时期,反常现象也会出现。可是,处于隔离中的方方,作为一个退休作家是没有条件也缺乏能力去搞清此中原由的,她随意地带上了几笔,没有对这个反常现象作出解释,只是在后面的日记中提出了处理建议。但从事实报道的要求上看,这段话语焉不详,要素不全,在真实性方面让人产生怀疑,引起了人们的种种联想和误解,自媒体又对新闻性事实的解释力很弱,方方日记因而成了公众宣泄情绪的众矢之的。这就是随意选择现象记录并公开传播造成的日记体缺陷。事实报道还有个现象真实和本质真实的问题,所以贬方者们说她“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看见牛粪看不到鲜花”,“道听途说报道假消息”,“是传递负能量的负面报道”,“是怨妇恶意攻击抗疫”,等等,责难便铺天盖地而来。另一方面,随意性日记体的事实报道却让褒方者们读起来轻松,成了因隔离而沉闷日子里的“呼吸阀”。平心静气地说句公道话,作为随意性的日记体的事实报道,其质量和价值并没有褒方者们(主要是方粉)所追捧的那么高,也没有贬方者们所骂的那样差。由于媒体的“放大器”功能,报纸刊出的“两会”日记一定是经过审稿、签发程序的,方方日记则没有经过多道审校关,上不上传全在传者一念之间。方方日记是资讯的个性化传播,表现出强烈的个人精神诉求,比较随意,这种随意性表现在语言上,也表现在事实的选择上,有时反映在主题上,深思熟虑方面是欠缺的,她对即时公开的日记体事实报道欠缺驾驭能力,对可能遇到的困难和伴随其中的风险有点估计不足。例如,由于方方在信息占有方面的局限,自身的思想水平、政治水平所限,追责方面的思考就比较肤浅,日记中大段引用了《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唯恐人家不懂,很多话似乎是多余的,角色有点错位。同时,多处引用别人的东西,给人以凑数拉长日记篇幅的感觉,显得唠叨罗嗦。事实上追责早就开始,从省委书记、市委书记被免职就开始了。正如她自已所说,重在记录,思考不够。在应对不同声音时缺乏足够的大度和机智,文中多处与贬方者们对骂,结尾还有点洋洋自得状。这些都让人产生反感。方方日记以叙事为主,兼有一些抒情和议论,缺乏一点文学性,艺术价值几乎没有,作为随意性的日记体的事实报道,要素不全,准确性不够,深度和广度都欠缺,不及专业记者特别是深度调查记者的作品,作为即时公开的日记,视野不如俞敏洪日记开阔,建设性没有叶青日记强,与历史上的诸多名人日记相比,史料价值更是逊色一大截,但自成特色,个性鲜明,具有在特定时空中难以替代的认识价值,确实发挥了对主流传播渠道的补充作用。

  二、方方日记引发的舆论交锋与Web3.0时代的传播特点有关

  在Web3.0时代,传统媒体的传者已失去了对信息发布的垄断地位,舆论难以一律了。“我的地盘我作主”,由于自媒体的私人化、自主化、低门槛、快捷任性等特点,网络成了交流对话的共享分享平台,也成了隔空对骂、宣泄情绪的交锋互撕平台。手机则已从通讯工具成为信息传播的主要载体之一。方方日记经常被删,微博被封号,授权发布方方日记的二湘七维空间逐渐升到了十一维空间,删、封、堵反而激起了受者更大的兴趣,褒方者们不惜溢美之辞,纷纷留言点赞,而且还主动粘贴复制,再次上传已经被删的方方日记,贬方者们或私微或留言贬损方方及其日记,很多人或假托中学生或赤膊上阵撰写网文,有讽刺挖苦的,有辱骂遣责的,还有兴师问罪的,面对贬方者们的猛烈攻击,方方在日记及答问中也多有回应,并且还有“人渣”、“脑残”、“极左分子”、“低劣下作”、“下三滥”、“龌龊”、“祸国殃民式的存在”,等等骂词,褒方者们也是义愤填膺,纷纷撰写网文,批驳贬方者们的文章。细看卷入交锋双方阵营的人员,很难以年龄、学历、经历、地位、思想左倾或右倾、贫富等标签来划分,褒方者中和贬方者中都有知名人物,都有高级知识分子,都有处于社会底层的普通小百姓。

  从传播学上看,方方既是传者也是受者。在方方日记的传播过程中,方方作为日记原创者,处于信息传播链条的第一个环节,是传播活动的发起人,传播内容的发布者,自然会针对受者的反馈进行调整(撰写时增减内容,回答受众的责难,出书前修改内容及封面,等等)。受众也不再消极地接受信息,而是积极地寻求并追踪信息,关注武汉疫情发展,因为央视、武汉发布等主流媒体不解渴,不能满足受众的信息消费需求和意愿,于是出现了追读方方日记的“方粉”。方方在这种传受互动中,调动了充沛的人脉资源,使用多种通讯工具,通过多种途径搜集资讯,了解事实,记录内容比较广,死亡情况、志愿者活动、政府举措、底层人生活、自已的生活(情绪)、亲戚的生活、医生护士的工作与生活、警察言行、救援者表现,以及相关人事的点评和议论,给人们传递了丰富的疫情资讯,日记中既报道好消息也报道坏消息,追责之声很强烈,批评瞒报疫情的人和事不留情面,点赞抗疫行为的文字也不少。能够做到这一步,实际上一度起到了一个小型通讯社的作用,作为一个65岁的退休老人已经很不容易,免为其难了。她也是受者,因为日记中的大量事实和现象不是她自已亲历,而是通过各种渠道获得的,经过她选择性地文字记录整理,转化成了日记体的事实报道。同时,更多受众读了方方日记后马上转发,又变成了传者,形成N级传播,其传播速度和范围呈现几何级增长,形成了民间舆论场中数以千万计的庞大传受混合群。

  就这样传受瞬间变换,传受双方都成了传播活动中自觉、能动的主体,时而传受结合,时而传受趋同,时而传受对立,这种个人化、个性化传播受政治因素、经济因素和文化因素共同作用,有一部分成为平等、双向、充满人情味的对话关系甚至成为铁杆关系,有一部分成为对抗甚至敌对关系。在传受变换中,相似的兴趣、价值观、共同感受等导致快速的聚合或离散,传者、受者都渴望被认同和影响他人,网民的点赞以及需求让方方坚持日记,并且少了私密性增加了公开性。正她自己所言,如果暂时不公开,可能会更大胆地记录,内容也可能更夺人眼球。可以说,没有传、受双方激荡,就没有方方日记,也产生不了让人惊讶的社会影响力。

  在Web3.0时代,不再是两级传播,而是N级传播,其中的人际传播变得前所未有的快捷和活跃,特别是微信传播取代了过去的口口传播,一微对众微的群聊、一微对一微的私聊等成为最常见的人际传播形式之一,所传播的内容又极易转变成大众传播,并且这种新型人际传播拉长了方方日记的传播过程,从日记单发到结集再到海外出书,再到日记接龙和方方自辩,传播活动远未结束。在这个耐人寻味的传播过程中,方方无疑扮演了舆论领袖的角色,并且有的用词也有暴力色彩,贬方者们便以牙还牙,她自然成了语言暴力的最大承受者。在对方方及其日记的围攻中隐约可见武汉官方新媒体的影子,组织动员起来的所谓网军们,对方方日记恶语相加,群起而攻之,以产生围剿的效果,实践证明这并不是管好互联网的最佳办法,清朗的网络世界并未出现,反而涌出了一批语言粗暴、非常情绪化的网文。因为在Web3.0时代,网上言论汹涌而出时,往往容易情绪化,跟风习惯导致羊群效应,保持理性很难,许多人其实没有读过方方日记,也跟着叫骂,发泄情绪,以图个口舌之快,人肉搜索、语言暴力、舆论审判等等就随之产生了。表面上看,这些现象只是出现在民间舆论场里,其实根子在官方舆论场里,主流媒体没有起到应有的“瞭望”、“解释”等方面的作用,让方方日记的传播活动在传而不通(被删帖或封号)和传而能通(复制、接龙)中走向深入,在点赞和被攻击中扩大了社会影响。其传播效果之奇,既出乎核心传者方方意料,也出乎众多受者意料,一些自媒体则在攻击方方日记中流量猛增,成了受益方。

  三、方方日记引发的舆论交锋与社会心态有关

  在利益多元化的社会里,渴望无恐惧地表达,渴望表达自由,渴望有生命的尊严,渴望政府不断地改进工作,成了知识分子的一种普遍心态,这与反党反社会主义完全是两回事。方方自讨苦吃,每天记录二三千字的疫情,其动机和初衷就是这种心态的反映。在褒方者们的留言里不见骂人的话,大多是较有思想高度的,语气都比较平和、理性,在贬方者们的留言里上纲上线的却甚多,并且常爆粗口。为什么会这样?这与“厉害了,我的…”这种社会心态有关,这种心态的形成比较复杂,可能与长期的片面宣教有关,也可能与僵硬的意识形态有关。有这种心态者往往盲目自信,自以为是,虚荣浮躁,反感批评,看问题容易标签化、情绪化,往往会以爱国的名义打压发出不同声音者,上纲上线,喜扣帽子,善打棍子,极端的就走向人身攻击,不仅攻击方方,而且还攻击转发者,骂转发者居心不良,走向舆论审判。因而关于方方日记的话题在社交媒体上引发了无数的对骂和绝交,连方方本人也无法理解为什么有人对自己如此仇恨。方方日记引发的舆论交锋和舆论撕裂现象,值得传播学的学者们研究,更值得网络管理者们深思。

  2020年3月17日,我在一个群里看到一个帖子《一位16岁高中生的公开信》,从行文和内容上判定,真正的作者肯定不是16岁的中学生,可是却有不少人点赞,还非常认同文中观点,我感到很奇怪。天下写日记的人千千万,古今中外流传下来的日记几乎没有一篇会像公开信所期待的那样去写。为什么?因为日记不是工作总结一类公文,也不是新闻报道,是非常个性化的东西,如果方方把日记当作公文去写,她肯定力所不能及,也不是她的责职,同时公文化的日记绝对是没人看的。浙大老校长竺可桢解放后的日记也很少有所谓正能量的东西,事实上文章中蕴含的能量是正还是负,不同的读者会有不同的体验和判断,这是传播中常见的现象。现在的方方日记虽然文字比较粗糙,缺乏审美价值,但我认为还是有一定的认识价值和史料价值,给人们认识疫情提供了有别于官方的另一个视角和另一种途经。事实也表明,方方日记的传播间接地推动了问责追责工作,武汉巳有大批干部被问责追责。对于这场抗疫活动,我认为,传递正能量的赞歌当然要唱,反思也当进行,追责正当展开,反思和追责就像批评报道也具有正能量,表扬报道过度了也会产生负面效应。我在群里说的这番话也没能改变贬方者们的心态。中医认为,心主神明,社会心态一旦形成,短时间里确实难以改变,围绕方方日记的舆论交锋远未结束,类似的舆论交锋以后还会不断地出现。

  传播有个时度效的问题,当武汉解封、疫情基本结束后,方方日记还有认识价值吗?很多国人认为没有了,所以对方方授权代理人在海外出版《武汉日记》的行为非常愤怒,包括一些原来的褒方者。尽管方方再三辩解“这是自然而然的事”,但还是难平怒潮,骂她为“汉奸”、“买国贼”,“给海外敌对势力递刀子”、“送炮弹”,“方方将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等等。在这一波舆论交锋中,贬方者群体中不乏真正的爱国人士,他们对方方的愤怒发自内心,对中华民族、对祖国的感情是真挚的,在面对西方敌对势力大做中国是病毒源头文章之机,表现出同仇敌忾的民族心态是势所必然、理所当然的。显然,方方日记的海外传播不合时宜,抢速度出版主要是出于市场销量的考虑,是一种逐利行为,而没有从政治上权衡时机、力度、客观效果等方面的情况,十来万字的方方日记不属于文学作品,也不是哲学理论著作,更不是科技新著,可能打动海外读者的肯定不是艺术魅力,也不是深刻的思想或独到的发明,而是让非华语圈人好奇的纪实性。这本日记在海外出版,尽管对于西方政权可能没有多少政治上的利用价值,但对海外非华语圈的读者肯定是有巨大影响的,至于这种影响如何作用于海外华人的生存环境,只有置身其中才能感受到。只是方方不仅在这方面没有足够的考量和预判,并且还以中国作家的文学作品也在海外出版为类比,丝毫没有让非文学作品的日记再沉淀一下的打算,显现出方方身为作家的自负和对随意作出决定的执拗,名利关前,即使不为利折,也可能为名所诱呢。其实,更有意思的不是方方日记,而是因此引发的舆论交锋,如果方方把褒方者和贬方者两大阵营撰写的留言、网文汇集成册,再附上自已的封城日记,那么大家真的对她的大度和睿智要刮目相看了。

  舆论是浮动的意识,方方日记引发的舆论交锋本质上是意识的交锋,映照出转型时代的主流意识形态正面临着深刻的嬗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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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衢州新闻网  责任编辑:吴红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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