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希腊，有位神叫西西弗斯，力气很大。他被罚将一块巨石从山下推到山顶。但是每当西西弗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将大石头推至距山顶一步之遥时，石头就会自动从山上滚落下来。可怜的西西弗斯只好从头再来，周而复始，年复一年。这种人类韧性的象征后来被加缪写成一篇获诺贝尔奖的小说。
在现代中国，有这样一个女人，她代表我们这个嬗变时代的良知力量，在长达10年的细菌战诉讼过程中，以她的韧性和不屈完成了对人类道德的最后提醒——细菌战是违反国际法、非人道的，历史悲剧决不能重演！2005年7月，当细菌战诉讼通过27次庭审后传来二审再次败诉时，这位不屈的中国女人依然在为三审和未来作调查、取证，她就是“感动中国”的王选。
4月25日在衢州人文大讲堂上，王选作了《细菌战问题和中日关系》的演讲。
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徐宇宁出席了讲座，衢州日报党委书记、总编辑王建国主持了讲座。
就那一刻，决定她的一生！王选，一个女人，一个娇小温和的中国女人。出生在上海，下过乡，读了大学，做过8年英语教师，1987年与丈夫一起赴日留学。1995年，她从英文报纸上读到一条新闻：第一届有关731部队的国际研讨会在哈尔滨召开，两个日本人在会上报告了他们去浙江义乌崇山村调查731细菌战引起鼠疫流行的情况。而义乌崇山村，正是王选父亲的家乡，也是她插队生活多年的地方。1942年的一天，村子里爆发了可怕的瘟疫，400多名村民痛苦地死去。村人当时不知道灾难的原因。一支自称防疫部队的日军来到崇山村，把这里变成活体解剖的实验场。王选家有8位亲人遇难。小时候，父亲曾粗略讲起小叔叔因染瘟疫受尽折磨而死去的情形。父亲痛苦而恐怖的神情，让她难忘。
那时的王选40岁了，她才知道家乡那场灾难的真相！
王选说，她曾很喜欢德国一位剧作家的作品，还专门写信给衢州籍德国文学研究专家叶廷芳老师。叶廷芳老师曾说，王选可以在文学的道路上走得更远。王选完全可以在一种优雅的状态中继续她的生活，比如写写散文、读点闲书，做一个安静的家庭主妇。是的，她可以，但她不能！“那一刻，我觉得历史的存在！”若干年后，王选依然记得她在1995年的感受。至此，王选开始了一场为多数人认定不可能打赢的官司奋战。
这场官司已打了近10年。王选频繁往返中日，悉心搜寻铁证，走遍大半个中国，一次次严词揭露侵华日军细菌战罪行。除了后来的少量华侨资助，全是自费，大约有100多万。调查、诉讼成了生活核心，个人积蓄和工作收入几乎全搭了进去。她要承受的，还有来自许多方面的不解和冷遇。记得当年第一次开庭，律师提醒她要两眼直视法官。但一开始发言，她就声泪俱下，连准备好的文件都看不清楚，女法官也跟着她落泪。以后很多次，因为其他受害者代表无法出席，她都是作为唯一的中国人孤孤单单地站在原告席，一次次做着法庭陈述，好几次忍不住潸然泪下。
漠视：另一种冷
衢州是“二战”远东战场的焦点城市，衢州是细菌战受害的重灾区之一。据邱明轩医生说，1940年至1948年的8年中，衢州患上过传染病者达30万人以上，病死者在5万人以上。这场病疫大灾难，是日本军国主义者一手制造的。其宰割之酷、诈暴之厉、毒害之烈，罄竹难书。旧时衢州的神农殿、赵家畈、小西门龙王庙，甚至江山、龙游等地曾相继建立为防止患疫病人携带传染源而建的隔离病室。那是衢州最疼痛的伤口。然而何止是疼痛？昔日的隔离所，有的芳草萋萋，有的建立起了高楼大厦，有的是某家美容院的一角，在死者的沉默背后，在歌舞升平的后面，其实历史并没有远去。为此，王选曾20多次来衢调查取证。她说，她家乡义乌的细菌危害是衢州传过去的。
“我来衢州20多次了，这次来衢，出租车司机居然不知道罗汉井5号的衢州细菌战受害者纪念馆。杨大方、邱明轩等人搞的纪念馆很好，但我没那么乐观。谁能回答我，日寇在衢州投放细菌的确切时间是1940年10月4日？衢州是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空前绝后的细菌战重灾区，但为什么只有这么几个70多岁的老人在默默地用行动挽救历史、求证历史呢？日本军国主义者发起的细菌战是对人道主义肆无忌惮的践踏，但由于战后的种种原因，日寇的细菌战被掩盖了。浙江是经济挺发达的地方，但仍像南宋小朝廷一样，有那么多的琴棋书画，甚至有那么多的人关心赵四小姐的风流韵事。学术界表现出对细菌战这段历史的漠视，是多么让人心寒！”王选激动地说。
为了受害者，为了历史
其实王选应该知道这个结局，她对东京高等法院的三审并不抱希望，她告诉记者，最后的路是只有走上联合国。但联合国王选不能步行去，更何况她的诉讼团既不是一个政府组织也不是一个非政府组织。她最后的路没了。
当最后的路都被掐断时，在她长长的日程安排中，我们仍能看见她作为我们时代良知者的韧性。在她的工作表中，记者看到，她还要调查，还要去韩国、菲律宾，还要和联合国生化武器专家一道调查，还要……
若干年后，在所有的嘈杂声音中，人们将记得一个女人在东京高等法院上最后的陈述：“在希望和期待的背后是信赖，也是强权争斗牺牲品的无辜的生命对法官的寄托。法官们的判断和决定能够改变许多人的人生、命运，法官们的公正判决，能够使无数的受害者，从他们心中几十年的痛苦、愤怒和仇恨中解脱出来，得到心灵的安宁。而像筱土冢良雄那样的许许多多原日本军队的有关人员，也能够卸下他们背负了一生的沉重十字架，在他们余下的尽管是短短的人生中，能够像一个普通人一样地活着。”
“我想退休，我过不来悠闲生活么？我是不敢到杭州那样‘暖风吹得游人醉’的城市去。因为180位原告三分之一死了，因为受害者死前的眼神还在催促着我。乔•奥威尔曾说，谁掌握了历史，谁就掌握了未来。但历史不是帝王将相的历史，历史上人民的苦难远远还没有被调查出来，民间和学界都应共同关注和再现真实的历史。关于细菌战诉讼的官司，已由不得我们，我们最后能作的贡献是把历史保存下来。”王选如是说。
王选及她的原告团所进行的诉讼，是一场关于中华民族尊严的诉讼，是一场民间个人针对日本政府强弱悬殊的诉讼，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在这场诉讼中，她试图让人们明白：日本细菌战的罪恶不大白于天下，人类文明史将因此而蒙羞。而面对日本对历史的死不认帐，是命运将王选拥戴还是王选在努力改变命运？这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战斗的硝烟并未散去，它就在王选身边，就在我们每个中国人的身边。从这个意义上说，“感动中国”的王选其实是在感动世界，感动整个人类的良知。
历史没有远去
细菌战诉讼曾被称为“中国乡间的人权革命”。在王选身后是一些七老八十的日军细菌战受害者，然而在这场旷日持久的世纪之诉中，记者、律师、学者、学生、医生等都先后参与了为历史作证。他们于“衢州人文大讲堂”王选讲座的同期来到衢州。
人道主义不是诉讼的工具
李诚辉是香港启志教育基金有限公司的总干事。一个偶然的机会，李诚辉看到浙江省新闻出版局李晓方编著的《泣血控诉——侵华日军细菌战炭疽、鼻疽受害幸存者实录》一书。他被震撼了，他被书中揭露“冰山一角”的细菌战危害震撼了！25日在衢州举行的人文大讲堂上，李诚辉当场捐赠衢州受害者3万元钱。他告诉记者，有些人以为细菌战诉讼是拿着原告团成员作“棍子”，其实人道主义不是诉讼的工具，原告团也从来不是工具。我们要求日方要正视历史，有人道主义思想，但我们自己却做的不够。3万元钱捐赠很少，但我们想以此唤醒国人对人道主义的关注。王选补充道，李先生其实可以捐出更多的钱，但他觉得如果支持细菌战的调查、诉讼都由他们基金会来做，他会觉得中国没有希望。王选为此希望有更多的浙江企业站出来捐助细菌战受害者。
在良知的激励下
省新闻出版局副主任李晓方于2005年出了本《泣血控诉——侵华日军细菌战炭疽、鼻疽受害幸存者实录》一书。那是一项花光他全部积蓄的工作。光自费出版此书就花了他40万元钱，这也是他妻子离开他的原因之一。李晓方告诉记者，要把一件法西斯战犯在高度机密状态下制造的历史迷案，在60年后找到证据并揭穿它的黑幕，其困难可想而知。在良知的激励下，李晓方经过4年多的“长征”，他揭开了细菌战全部罪恶的“冰山一角”。李晓方打开书，翻至龙游湖镇上溪头村的一位烂脚老人杨春莲的照片。他说他见证了像这样有炭疽创口的多位老人去世，他们死前仇恨的眼神和充满期待的眼神，永远留在他的心底，并激励着他把调查进行到底。
《泣血控诉——侵华日军细菌战炭疽、鼻疽受害幸存者实录》一书有三分之一的受害者来自衢州。
是记忆，不是仇恨
此行作细菌战调查年龄最小的系宁波大学细菌战调查会刘善文会长，他是大二的学生。刘善文所在的社团不足10人，他们没有任何经费保障，但三年来，他们利用节假日做过十多次细菌战调查，走访了20多个乡镇，共调查出金华地区130多位细菌战幸存者。刘善文告诉记者，细菌战是一段没有被记入史书的民族血泪史；是一段正在被历史长河所湮没的悲惨经历；是一段正在被当代年轻人遗忘的故事。不是为了仇恨，是为了记忆。因为细菌战更是一段没有理由忘却的苦难史。
谁来关心“草根”的历史
张连红教授是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主任，他告诉记者，多年来，细菌战调查、研究均为民间自发组织的，而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研究不久前刚出了28卷。浙江有很好的人文底蕴，有一流的专家、学者，但学术界对民间的苦难史没有展开全面调查。比如我们说的南京大屠杀有30万人被日寇所杀害，但这30万人的名字呢？同样细菌战有那么多的受害者，那么多的受害者调查居然均来自民间。我是一位博士，我希望我所做的能起来弥补学术界和老百姓间的壕沟。因为“草根”的历史，更需要学术界关注。
还有南京大学的张生教授，衢州的杨大方、邱明轩，湖南常德细菌战调查委员会的徐万智、张礼忠等等，他们共同的努力和共同的声音，只想告诉我们：历史没有远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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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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